孟庆星是我多年来密切关注的中青年书法家，我们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他在中国美术学院进修来我处问学，对他留下极深印象。如果以古人所谓“一句为师”言之，我应是他的老师，若以学力而论，他更是我的益友。十数年间，虽天各一方，过从未断，相知渐深。
庆星秉性敦厚内秀，天资敏悟，好学多文。他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工作后，因有志于书法艺术，负笈中国美院进修，奠定了书法专业的基础，从此步入了从事书告艺术的人生之旅。深厚的文史功底和书法艺术的天赋使得他在书法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相得益彰、左右逢源，学术与创作双向推进均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此后的数年里，他在“兰亭奖”等权威展事中频频获奖。渐为书坛所知后他并没有执执于一时的虚名，而是更加奋志于艺术创作，强其学养。以学术研究沉潜心性，更以游历壮阔情怀。其治学精神非一般趋风逐利者所能及。在书论方面，他先后关注明清之际区域书画篆刻研究、现当代书法批评等课题，迄今已成文并发表数十万字。
庆星以大文化视角观照书法艺术发展的同时，以自己的审美感悟和价值判断在学书的早期即选择了“二王”，这无疑是正确的。“书宗二王”，是被千年书史所验证的书家成功之道。羲献父子书法是魏晋时代成熟的人文精神最完美的体现，也是帖学精神的最高代表。它的典范意义是永恒的、历久弥新的，尤其对一个主攻行草的书家之早期阶段更具有特殊意义。庆星经过多年对“二王”的心摹手追，打下了扎实的功底。这个时期他的行草作品已渐渐显示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在清峻醇雅、质朴稳健中透出一种沉逸之气。这一艺术特点主要来自于他宽仁纯朴、厚外秀中的人格心性。学“二王”能以己意出之且不离传统艺术精神之本，作为一个青年书家是十分难得的。这与一般学“二王”者那种徒以形似或夸饰过甚之风，自是有本质的区别了。
庆星将颜鲁公、刘石庵作为他取法的主要对象，无论在审美判断和感悟能为上都是正确的、高层次的。对一个书家来说，不管是向传约取法还是艺术创作，其根本依据和标准都应该是“性之所近”，在于与自身的性情相契合，在于书家生命本质的需求和自然流露。庆星的学书创作之路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他的书法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近期撰写的一些关于隋碑、北碑的题跋性文字以及对颜真卿书法受容史等问题的研究都有着较为深入的学术创见。清末碑学家叶鞠裳对隋唐与北碑书法关系有这样精辟的论述：“隋刻上承六代，下启三唐，承险怪之后，人坦夷而在整齐之中，仍绕浑古，古法未亡，精华已泄，唐欧、虞、褚、薛诸家精诣无不育之。”叶氏的这个观点一方面将康有为尊碑卑唐之间的悬隔打破了，另一方面又点出了其中的连接点就在于隋碑。对浸润于碑学理论的庆星自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其书法清健而不肤廓狂怪就与他大量临习《龙藏寺碑》等隋碑有密切关系，而内秀外糙的笔触也应与其吸收北碑的某些用笔律动特征有关系。庆星将隋碑的临习作为汲取魏碑、颜系书法的桥梁表现出他长于思辨的独到见解。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密切互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学问气”构成了庆星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颜真卿变法的巨大成功，对后世影响较之“二王”无或多让。唐之后的书法名家几乎无一不是在“二王”基础之上兼师鲁公之法而获得成功的，诸如杨凝式“机括本出于颜”，苏东坡“出入颜杨”，刘墉“得颜韵三昧”等都是不争的事实。从“二王”到颜鲁公以至于刘石庵，传承脉络十分清晰。而刘墉又开一时风气，不仅名噪当代、也影响了同代和乾嘉之后的不少名家。庆星沿着这条路在取法刘墉的基础上又益以魏碑、隋碑之学、成就了他目前的敦厚雅逸、气圆势方、质商文秀的风格基调。尤其近几年来，奔枝干南北东西的人生际遇，不断地引领他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穿行，这也大概是庆星倾情于地域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契机。随着岁月的磨炼，阅历的丰富，人生况味的感悟和体验的加深、庆星的书法渐趋沉雄浑穆，用笔方圆刚柔交相为用，圆厚处颇见生辣；结体静穆宽博，平实中不乏朴拙奇变。然其清逸俊雅之韵致依然隐约其间，实在难能可贵。这是我看到他新作中的某些作品所感受到的。我为他的创作在近期内如此快速地进展倍感欣慰，同时也引发了我的颇多感慨，使我联想到我在多年前对颜鲁公、杨少师、苏轼、刘石庵等颜书－路书风也怀有深爱，而且我还曾撰写过《刘墉书法评传》一文。
庆星正当中年，日后必有更大的发展和开拓，一定会在与传统书风暗合明离的基础上，以更加鲜明的艺术个性立足于当代书坛，创造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书法作品。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