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西部草原文化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性。其民族特征独具魅力，影响深远。
主要特征是充满活力、富于创造、自立自强、突出自我的品格；奔放豪爽、雄浑宽广、刚毅强悍的性格；勤劳淳朴、热情好客的品德；虔诚质朴、与人为善的素质；聪明智慧、与生俱来的歌舞特长；海纳百川般的气质和开阔明朗的包容吸纳精神，等等。
内蒙古西部草原文化的民族特征，说到底是人的特征。因为民族是由人构成的。而这里所说的“人”，既是自然人，更是“文化人”。因为人是在文化的创造和学习过程中成长的。也只有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中才能得到发展。
内蒙古西部地处黄河中上游，总面积约72万平方公里，是“河套人”的发祥地。是我国少数民族集聚、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文化多样共生、民族文化特点突出的地区。这里的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和原生态性。其民族特征独具魅力，影响深远。
特征之一：内蒙古西部游牧民族，具有充满活力、富于创造、自立自强、突出自我的品格。这是由其地缘生存环境和游牧经济的自然生态所造就。
内蒙古西部由于更新世晚期局部下沉，产生了风成、水成的黄土堆积和漫漫黄沙，逐步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沙丘、滩地、河套、湖泊相间的库布其、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大沙漠和波状的高原地貌。在风寒干燥的气候条件下，短缺的地表径流和相对贫困的生产生活资料等组成的特殊生态环境，使这里的先民强烈的生存需求与难以满足的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反差，从而形成了先民固有的自立自强精神和突出的自我意识。驾驭并征服这种不利的生态环境是内蒙古西部民族内在气质的核心，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精神与品格。
充满活力、富于创造的品格，主要表现在依托这里特定的生态资源条件，很早就创造了自然经济中毛纺、编织业和皮革制造业的形成和发展。据《西夏书事》记载，居住在内蒙古西部的先民经常用驼、马、牛、羊、毡、毯、毛褐（毛织品）、草药等同宋朝汉人换取缯、帛、罗、绮、瓷器、漆器和谷物、砖茶。宋朝还将大批的汉文经书、史书、医书和佛经等文化经典输往这个地区。同时，这里的先民为了满足自身与交换的需要，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生产地毯、毡帐、马鞍、马靴、马蹬、奶桶、羊毛剪等产品，并形成一定的规模。
最具代表性的创造力，是锻造鄂尔多斯青铜器及其它多种文化遗存。其中最罕见的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冠饰，也称“胡冠”。这套金冠是1972年在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重约1400克，由上部的鹰形冠饰和下部的冠带两部分组成。金冠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制作精美，工艺考究，融铸造、锻压、捶打、抽丝等先进技术于一身，代表了当时铸造业的最高水平。据考古人员分析鉴定，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一位驰骋疆场、地位显赫的部落首领所佩戴。与金冠饰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大批装饰有各种动物形图案的文物，表现出一种浓郁的草原文化气息。这批文物特别是鹰形冠饰，不仅多次去北京、上海等国内城市巡回展出，而且多次远渡美国、日本等国家展览，享誉海内外。
上述诸多物质产品所表现出的创造力正是内蒙古西部世代形成的地理生态环境、经济文化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这里游牧民族特有的品格。
特征之二：奔放豪爽、雄浑宽广、刚毅强悍的性格，是内蒙古西部游牧民族最显著的特征。
这种性格的形成，仍然是与他们生产生活在草原辽阔而坦荡的自然环境、与他们从事游牧经济、爱乘骑、善狩猎、住毡帐、马崇拜的文化氛围分不开的。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夏朝，这里的畜牧业生产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以胡和匈奴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同中原各部族一样，已进入铁器时代。那时北方游牧民族在战场上就有高超的骑马射箭本领，表现出勇猛强悍、刚毅豪爽的性格。当时强盛的赵国，赵武灵王就很敬佩，他感到华夏族笨重的战车和士兵的服装不如胡服和骑兵，便决定向游牧民族看齐，改革军事装备，军队一律穿匈奴服，学习骑马射箭，用骑兵代替了笨重的战车。有所谓“越人利于舟，匈奴人利于马”之誉。正是对内蒙古西部地区马背民族特征的高度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