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即(顺治皇帝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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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经过17年艰辛,从八家共理国政中,将自己幼子托上皇帝宝座。然而,福临的皇位宝座在风雨飘摇中度过7年,才江山稳坐。

(1)即位登基

崇德八年(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为新皇帝即位,祭告宗庙。二十六日,满洲贵族以及蒙、汉各族大臣齐集笃宫殿,恭候新主登基。发布诏书云:“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鸿功,贻厥子孙。皇考大行皇帝,嗣登大宝,盛德深仁,弘谋远略,克协天心。不服者武功以勘定,已归者文德以怀柔,拓土兴基,国以滋大。在位十有七年,于崇德八年八月九日上宾。今诸伯叔兄及文武群臣,咸以国家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谓朕为皇考之子,应继大统。乃于八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朕年幼冲,上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这份诏书没有关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的意见,他表明十四日崇政殿会议结束时,多尔衮宣布福临即位被接受,而辅政问题尚有争议。但争议归争议,多尔衮实际上已走马上任。九月初九日,令济尔哈朗、阿济格率军征宁远。所谓“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出兵之事皆属右真王”。表明辅政王虽然以济尔哈朗为首,而实权在多尔衮手中。二十一日,“奉移大行皇帝梓宫敬安陵寝”。内部的权力分配,就此告一段落。

(2)风波迭起

崇德八年(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固山贝子硕讬、多罗郡王阿达礼案件,实质是多尔衮争夺皇位重演。他取得辅政王地位,面对政敌豪格已是决定性胜利。这个结局,心中最不平的是肃亲王豪格,他是既悔又恨。悔的是不该糊涂,自动退让。恨的是多尔衮借机控制朝政大权,使自己处于臣子地位。他的矛头与多尔衮不同,他针对多尔衮,而福临说豪格是看穿了多尔衮的野心。

多尔衮心中明白,阻碍他美梦成真的最大威胁是豪格。然而,智谋、经验相对短缺的豪格,将这个时机过早地提到日程上来。进入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辅政的大势已成定局,济尔哈朗、阿济格率领八旗兵经过一个多月征战,已胜利地收服中后所、前屯卫等三城。不久,明朝宁远撤兵和中原的相关消息纷纷传来。满洲贵族尽管尚不知前途如何,而大学士范文程已明确指出,征明机不可失,与明朝之战“实与流寇角也”。如果满洲贵族再痴情内斗,将不堪回首。而此时豪格却仍沉浸在自身不平之中,大发牢骚地指责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睿亲王”。并放言:“睿亲王平素多病,岂能终摄政之事,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特欲置我于死乎?和硕眷亲王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寿乎?设不克终事,尔时以异性之人主国政可乎?”“塔瞻公乃我姨母之子,图尔格公素与我善,此辈岂忘我乎?”“我岂似彼病夫?尔何注目视我,我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

从豪格的牢骚中可以看出四个问题:其一,他悔恨崇政殿的失误。其二,恨多尔衮,认为他“平素多病”、“有疾人也”、“非有福之人”,将“不克终事”。尽管讲的都是事实,但从国家大局说,叔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军事家,难得的治国人才,不应当诅咒他。其三,多尔衮派他从征中原,并非欲置之于死地,而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多尔衮可能有私心,但大局不错。其四,对谭泰、图赖、索尼等听从睿亲王指挥,认为是背叛自己的想法是个严重误解。我们不能否定谭泰等人趋炎附势,但国家面临机遇,图赖、索尼等两黄旗大臣不能不听指挥。所以,豪格的牢骚有相当的内容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因正黄旗固山额真何洛会及硕兑、胡式、凌土、喀木图、开禅、硕格、达古等联名告发豪格:“言辞悖妄,力谏不从,恐其乱政。”结果被剥夺所属7牛录,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内大臣俄莫克图、议政大臣杨善、甲喇章京伊成格、罗硕“坐附王为乱,不行出首”,受到“弃市”处分。何洛会再次受奖励,因为他原是正蓝旗贝勒莽古尔泰旗下大臣。天聪九年(1635年,崇祯八年),以告发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叛逆,逃避从逆罪,反而受奖,此次他再次得手。

当然,也有人对谁都不满,说:“主上幼冲,我意不悦”;对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二王摄政之处,亦不合我意”。特别是动辄“迫胁盟誓”,心实不服,不得不面从。无奈之下,只得仰天长叹,希望“天地神明,其鉴察之”。这就是以宗室公艾度礼为代表的部分人的心态。总之,直到多尔衮逝世,满洲贵族政坛可谓风波迭起。

(3)平乱意义

皇太极在17年中创造了奇迹,使满洲贵族江山空前稳固,强盛。明朝辽东巡抚黎玉田感慨地说,满人地方早期不过相当于中原“一个大县”,军力无法与中原相比,而今天“铸炮造药已十倍于我”,兵马器械“百倍于我”,掠夺壮丁、兵民“不下十几万”,“辎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最后他供认清人实力已“坐大”,具备皇太极预想的攒足我全部精神,一鼓夺取中原的实力。多尔衮作为铁腕人物,不管有多少错误,在七个月中使国家摆脱内扰,功不可没。同时,其他各旗贝勒,包括豪格都是功臣,因为他只发牢骚,而不曾操起枪杆子。换句话说,皇太极聚集的人才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进取精神。

满洲贵族皇权交替之际,形势十分危险。明朝边将曾看到有机可乘,鉴于“群酋争雄”,主张“密行间谍,迂出奇兵,联络李朝,跨海牵扯,使其自相猜忌,诛灭有期”。只因明朝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作,而不曾发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