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道德经书法小楷(道德经楷书赵孟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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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卷》(局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经典作品存“硬伤”

赵孟頫道德经书法小楷(道德经楷书赵孟頫)

对赵孟頫《六体千文》的质疑之一,即在“二十四、五日”内能够写完包括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的六千余字吗?蹊跷的是,他又同在“二十四、五日”的两天内,以小楷写完《道德经》五千言,是不是也需要质疑呢?又,延祐三年(1316年)在大都任职的赵孟頫,当然不可能在其家乡松雪斋写下一卷小楷《道德经》。这些故露破绽的作伪手法,是不是可以怀疑为同一人所伪呢?让我们先辨析作品本身。

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卷》,著录于明陈继儒《妮古录·卷四》、汪珂玉《珊瑚网书跋·卷八》、清顾復《平生壮观·卷四》、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十六》等书,经明项元汴、清梁清标等人递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向被认定为是赵孟頫小楷书代表作的《道德经》卷前有白描画老子像,后小楷书老子“道德经”全文,款署:“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二十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卷前隔水处有近人张大千二题,卷前后及本幅分钤项元汴、梁清标等藏印。对该卷,上述明清人著录书均未见异议。但近来经研究发现,该卷存在一些疑点,甚至考据上的“硬伤”。

两日书成万余字?

该卷主要问题皆出在书后款识文字中。据款识中所言,此卷“道德经”全文达五千余字,在“二十四、五日”两天内写定。本人曾对北京故宫藏赵孟頫《六体千字文》作过再研究,其款识中也说是“二十四、五日”两天书定。这偶然的巧合,引起本人的疑惑。

赵孟頫书《道德经》(左)和《六体千字文》(右)落款都说是“二十四、五日”两天书定,他真的能在两日内完成五六千字的书写吗?

《六体千字文》达六千余字,而此卷小楷书“道德经”五千余字,真能在两天内写完吗?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中记:“江浙平章子山公(康里巎巎),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得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

类似这种文人笔记中记载的传闻若果有其事,那也要看写何种书体,如是大篆、小篆、小楷书,也能日书万字吗?北京故宫藏赵孟頫《临黄庭经》一卷,卷后有元杨载跋,跋称:“松雪翁年老不复为人作小楷书。”该跋书在延祐七年(1320年),即书在赵氏生前,距书《道德经》的延祐三年(1316年)仅在四年之后,而延祐三年赵氏已六十三岁,应为晚年所书。

赵孟頫《临黄庭经》卷后杨载跋称:“松雪翁年老不复为人作小楷书。”

杨载曾“受业于公(赵孟頫)之门几廿年”,对赵孟頫生平之事及一言一行相当熟知,故杨载说赵氏晚年不给人写小楷,虽不能绝对认定,但有一定的根据。

我们再看赵孟頫书法创作的态度。《松雪斋集·卷五》有“即事三绝”三诗。第二首为:“古墨轻磨满几香,研池新浴粲生光。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此所谓书以为乐。又,赵孟頫书《致中峰和上十一札》中的第七札《千江入城帖》,内云“顷时时有人持法语见过,每以人不识好恶,与孟頫求书者无异。是与不是,必要满幅盈卷,问其所以,莫知好处安在,徒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参见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徐邦达集·五》)此所谓书以为苦。因此,至晚年放出话,从此不写小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倘如此,如抄书般的两日内写完《道德经》已属可疑。

延祐三年赵氏在哪里

上述对此卷的质疑,还属于推论、分析,此卷考据硬伤仍在卷末的款识中,即“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及“书于松雪斋”的时间、地点之中。按杨载所撰《赵公行状》记赵孟頫:“延祐甲寅元年(1314)十二月升集贤学士、资德大夫,丙辰(延祐三年,1316)七月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无论集贤学士、翰林学士,都是皇帝身边的词臣。所谓“承旨”、“知制诰”,即承皇帝旨意,撰写圣旨一类的文书,是皇帝亲信的大臣,也是不能随意外出的人。因此,那段时间赵孟頫应当在大都(今北京),而松雪斋则是赵孟頫在湖州德清县东衡村的一处别业。

《道德经》卷末赵孟頫自署“书于松雪斋”,但作为皇帝身边的词臣,他是不能随意离开大都的。

那么延祐三年赵孟頫是在家乡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楷书续千字文》一卷,款署:“延祐二年夏四月十一日为□□□□书于咸宜寓舍。”又,《松雪斋续集·定武兰亭跋》记,其友吴静心之子景良持《定武兰亭帖》“驰驿来京师,复出见示”,为之书跋,款署:“延祐三年丙午七月廿二日书于咸宜坊寓舍。”这都说明那段时间他在大都,他在大都的寓舍为“咸宜坊”。也就是说,身在大都为官的赵孟頫,怎可能在松雪斋为人书写《道德经》,此为考据上的“硬伤”,《道德经》必非真迹。

赵孟頫《楷书续千字文》落款显示“延祐二年夏四月十一日为□□□□书于咸宜寓舍”,而“咸宜坊”是其在大都的寓舍。也就是说,身在大都的赵孟頫怎么可能在松雪斋书写《道德经》?

笔法比鉴明真相

徐邦达先生记:“赵氏所书《道德经》,所见不止一本。”(参见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徐邦达集·五》)但赵氏晚年又“不复为人作小楷书”,其间的矛盾我们应当怎样看?

我们仅以上述明末清初的著录书所收赵氏小楷书作看,延祐三年三月为进之书此卷《道德经》、同年五月小楷书《高上大洞玉经》、延祐六年夏五日书又一卷《道德经》、延祐七年孟秋七日为崔汝晋书《道德经》、同年九月书《六体千字文》等。也许因人情关系,不得不如此,但所谓为“进之”、为“崔汝晋”所书《道德经》,他们却是同一人,是赵孟頫的亲戚。赵孟頫书《东衡帖》,即托崔汝晋代购赵家坟茔周边地事,是因为管夫人病重,预先准备后事,同年九月四日管夫人病卒下葬。如此,在延祐七年孟秋七日为崔氏所书《道德经》就有答谢之意了,而在此前赵氏应当没有为其写过此卷《道德经》。清顾复《平生壮观·书翰》中比较两卷,以为书于延祐七年的一卷“比前更佳”。那么,延祐三年这卷《道德经》的书法差在哪里呢?

前面曾提到此卷与赵氏《六体千字文》,按各自款识都说是“二十四、五日”两天书完的蹊跷之处,如果我们将此二作的小楷书款识加以比鉴,不难看出其书法形体、笔法特点极为相似。又,徐邦达先生曾见赵孟頫的《九歌图》书画合册,辨《九歌图》应为张渥画,赵书《九歌》为伪书。并以赵书的款识:“大德九年八月廿五日,吴兴赵孟頫画并书”,与《六体千字文》卷后的小楷书款识加以比鉴,得出“出于一人之手”的结论。如此,我们将此三作的款识加以比鉴,当可得出同样是“出于一人之手”的印象。

徐邦达先生认为赵孟頫书《九歌》应为伪书,以赵书款识(右)与《六体千字文》卷后小楷书款识(左)加以比鉴,得出“出于一人之手”的结论

如果我们将《道德经》(左)和《六体千字文》(右)的小楷书款识加以比鉴,不难看出其书法形体、笔法特点极为相似。

注:本文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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