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分为4个阶层士、农、工、商，出自春秋时期，当时处于国相“管仲”。提出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照各自的专业，固定自己的地区，被誉为“四民分业”。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形式，两汉以来一直被尊为基本形态。
“四民分业”看上去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但却有巨大的不同，其不同在于，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所以管仲在对士农工商阶级划分之初，并没有优劣贵贱之分的。
1.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着诸多的转变。
远古的中国人似乎并不经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是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的。
不过，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
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常常可见类似记载，《礼记·王制》曰，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在《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到了春秋时期以后，好商之风再起—这也被一些道学家看成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现了大量专业的自由商人，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近购远贩，获取利润。
2.对商人和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国学家钱穆曾总结道，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对以往的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其中有两条就是--“集权”与“抑商”，即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汉到清，中国传统政治都沿袭着节制资本的政策。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以后，会迅速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这种浪潮的控制，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权威专政来终结。
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以汉朝为例，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1）.首先是中央集权出现的旁落。地方诸侯势力利用各自的优势，迅速扩建自己的势力。其中最盛者就是吴王刘濞，他不但拥有铸钱业，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当地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形成能与与中央分庭抗衡的权贵力量。
（2）.除了地方势力、诸侯兴起之外，商人的势力也逐渐扩张。铸铁、煮盐需要居多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民间力量很难控制。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可以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史记·平准书》中甚至有富商大贾横行天下、各地诸侯“低首仰给”的记载。
（3）.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刀闲、南阳孔氏等人都“连车骑，交守相”，与地方诸侯互动频繁。在众多的史书中都有官员与商人勾结、牟取利益的记载。
就这样，地方诸侯与商贾豪强傍比而起，让长安城里的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
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
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
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