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众多清宫旧藏瓷器中挑出一件瓷器，我想很多人的选择会是那件北宋汝窑的椭圆无纹水仙盆。在博物院的展柜前，我像许多人一样，几乎带着朝圣的心情，久久伫立在那件曾经无数次出现在各种图册、视频中的器物。眼前的水仙盆，显得静谧而神秘，天青色的釉色异常纯净，没有丝毫汝窑瓷器常见的裂纹，口沿釉薄处露出微微的粉色。
刚进台北故宫博物院时，廖宝秀曾担任日文导览，或许由于经常面对观众的疑问，她在日后的研究中，颇为关注瓷器的实际用途。她告诉我：“你首先要有一个观念，古人是非常讲究生活用器的，同一造型器物多有大中小等各种不同尺寸的区分。因为它是由摆设的地方所决定的，譬如说书斋中的花瓶、笔洗，尺寸都比较小，在厅堂就比较大；笔洗根据书桌的大小，也有所分别。陈设场所不同，尺寸就会不同。”
廖宝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台北故宫院藏汝窑胆瓶的用途。南宋初期文人楼钥在《戏题胆瓶蕉》这首诗中提道：“垂胆新瓷出汝州，满中几荚浸云苗。”诗中明确提出用来插饰美人蕉的胆瓶正来自汝窑。在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胆瓶秋卉册》中，造型神似汝窑纸槌瓶的瓷器，同样用来插花。
将器物还原到原来的使用场景，所完成的不仅是对传世珍品的祛魅，更是对它身上所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的某种还原。只是，有些器物的用途并不容易还原，大名鼎鼎的水仙盆就是例子。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录，大臣、太监曾先后近20次进奉汝瓷50余件。雍正七年（1729）的一次记载显示，“二十七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洋漆箱一件，汝窑器皿二十九件”。尽管尚无法确定那件无纹水仙盆究竟来自哪次进贡，但可以确定的是，在雍正时期，这件汝瓷已经进入清宫。因为在雍正时期的《十二美人图》之《博古忧思》中的多宝格中，便有三件汝窑，其中一件正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纹水仙盆，另外两件，则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汝窑三足洗和大英博物馆的承着宣德霁青白里茶碗的盏托。
对宋代青瓷宝爱有加的乾隆，自然留下了更多记录。根据《活计档》记录，乾隆十年（1745），乾隆便曾下旨：“将猫食盆另陪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安抽屉。”这道圣旨中提及的带抽屉的紫檀木座，恰与传世水仙盆随附木座吻合。在木座抽屉里还放着一件《乾隆御笔书画合璧》册，内有乾隆临写颜真卿、蔡襄、苏轼、米芾四人法帖及松、竹、梅、兰的画作，用廖宝秀的话说：“仿宋书画配宋代瓷器，可见对其看重。”从上述圣旨来看，那时的乾隆还将水仙盆视为猫食盆。
为了方便前来参观的游客，台北故宫博物院全年无休，周末闭馆时间更延迟到晚上九点（视觉中国 供图）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命人一口气在清宫所藏的三件水仙盆底部刻下同样的《猧食盆》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棋解释三郎急，谁识黄虬正不如。”在诗名前，乾隆还特别加注说明：“猧食盆，实宋修内司窑器也，俗或谓之太真猧食盆。”
在这首诗中，乾隆显然将汝窑误认为南宋修内司官窑。水仙盆的用途，则被他推测为唐宫中的狗食盆。据学者蔡鸿生考证，猧子是唐时由撒马尔罕进贡的一种哈巴狗。乾隆御制诗中“乱棋解释三郎急”，则是用了《天宝遗事》中猧子乱局的典故，暗讽受宠豢养于宫中的哈巴狗，不小心捣乱了唐玄宗的棋局。
由于非常珍爱这件水仙盆，乾隆还命人仿制了两件，并在其上分别题诗：刻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咏官窑盆》；刻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题官窑盆》。《咏官窑盆》的诗名前面标记“俗谓此器为唐宫猫食盆”，也就是说，直到那时，乾隆还将水仙盆认为是唐宫养猫或养哈巴狗的瓷器。但在1779年，68岁的乾隆在回看当年所写的那些诗句时，突然对自己当年将其作为狗食盆，颇有修正之意，“谓猧食盆诚澜语”。也许那时的他，还是将其误认为猫食盆吧。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佩瑾的考证，在清雍乾两朝档案中，水仙盆的记载则颇为纷乱，前后有“官窑盆”“猫食盆”“猧食盆”和“腰圆洗”之称。到上世纪20年代，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接受紫禁城文物，清点做账时又将其列为“瓷洗”“菓洗”或“官窑花盆”。
参考上述记录，可知水仙盆的最早得名于清末。顾名思义，那时的人们将这件椭圆形的传世汝窑当作养水仙花的用具。作为图片参考，谢明良提醒我注意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乾隆皇帝《是一是二图》（《弘历鉴古图》）中用作盆栽用具的椭圆形盆。可以想见，即便当时宫中已拿这种器物用来盆栽，但好古博雅的乾隆，大概仍不愿将其视为如此普通的生活用具。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椭圆无纹水仙盆，所以受到推重，除了稀少与受到雍乾二帝的宝重，还与明人曹昭关于汝窑的一条记载有关。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谈及汝瓷鉴定时，这样写道：“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如果考虑到宋代青瓷上非常普遍的开片，实乃瓷器烧制过程中，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造成的自然开裂现象，最初将之理解为瓷器的一种瑕疵，那么，没有任何裂纹、釉色完美的汝窑，自然称得上少之又少的珍品。
